文/住浙网研究员 艾维
虽然湖北之外的地区新增确诊人数连续下降，昨天浙江新增仅1例，但只要湖北形格势禁，仍不敢断言疫情“拐点”到来。
然而，疫情下有些新生事物的“拐点”已经来到，譬如长租公寓，更准确的说是利用资金池来运营的长租公寓。
1.长租公寓：利用投资来贴补运营，可休矣
2015年1月，住建部发文，提出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。市场解读为“租售并举”的利好。在需求和政策红利的刺激下，长租公寓行业迎来快速发展，诞生了自如、蛋壳、青客等头部企业。
开始的时候，一切很美好。如果说个别公寓甲醛超标、非头部长租公寓出现资金链断裂，还只是个案，但疫情期间蛋壳、自如“作死”，惹了众怒，前者得罪了房东，后者引发租客吐槽，表达不满，极有可能推倒了“多米诺骨牌”。
分开来讲，先说蛋壳的表现。
蛋壳以疫情为由，单方面要求业主免租一个月并延期30天交付租金，但并未减免租客租金。两头薅羊毛之举，不仅引发租客在线吐槽，也遭到房东强烈不满，纷纷加入到维权行列。不过，针对房东的集体诉求，蛋壳官方态度强硬，毫不妥协或让步，倒是向租客释放了一些“善意”。
蛋壳针对疫情期无法正常居住的租客推出了一系列租金返还措施，目前已正式开通租客租金返还的补贴入口，且有7万多用户申请。不过，返还租金只可用于抵扣，却无法提现，这在已缴纳全年房租的租客看来意义不大。
再说自如，其把“黑手”伸向租客，尤其是租期即将到期的租客，趁他们在疫情期间无法搬家来坐地起价，续租租金普遍上涨10%—30%，这还不包括服务费，一旦加上随房租上涨的服务费，那整体涨幅或将更大。对此，自如CEO称房租上涨只是个例，且主要原因是租客从长租变更为月租或季租（包含服务费）。
这让人质疑有趁火打劫的嫌疑：
自如早期规定续租涨幅往往在3%-5%，2018年后提升到不高于10%，而如今10%—30%的涨幅明显超出了市场正常波动的范畴。
对此，主流媒体纷纷发声，认为这样的操作存在“发国难财”的嫌疑。
不得不说，蛋壳、自如此举本质上是一种自保、自救，为了生存，顾不得吃相难看和做法鸡贼了。这一波，把长租公寓“高进低出+租金贷”的运营模式打回了原形。
长租公寓行业普遍采用“高进低出”的做法，即以高于市场价拿房，给房东的付款方式为一个月租金或一季度租金，再低租金出租，但一次性收取租客至少半年租金。如果租客想月付，租金价格就高，因此，不少租客为了省钱，往往选择一年租，至于钱不够，可以选择租金贷。这多出的资金，构成了长租公寓的资金池，也催生了长租公寓更热衷于金融投资的赢利模式。
数据显示，目前长租公寓的行业平均利润水平仅为2%-4%，处于微利状态，现金流回正周期至少需6年以上，在自身盈利和外部竞争的双重压力之下，公寓方除了赚租金差（实际上很少）和衍生服务之外，更多通过集资金池投资以获利。但投资一旦“踩雷”，就会鸡飞蛋打。
种种迹象表明，长租公寓领域已逐步进入到深水区。经此一“疫”，长租公寓运营方想以金融投资来补贴主业的做法，可休矣！
2.任性执法，权力和权利的错配
在任性“执法”面前，公民的物权、私权如何得到有底线的保护，而不受随意践踏，这是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思考。
昨天，人民锐评发声，对于一些地方存在的“执法过度”现象予以批评：
一家三口在家里打麻将被志愿者砸桌子连扇耳光，口罩进价6毛卖一块被认定哄抬物价罚款4万多，物业拦门不允许一线抗疫医护人员回到自家的小区……最近，一些地方任性而为的“执法”案例让人看不下去。
“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，依法治理是最可靠、最稳定的治理。”防控新冠疫情，需要法治作为保障支撑，这意味着国家力量对疫情防控工作的合法干预。同时，这也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——疫情防控涉及到全社会的方方面面，是一种紧急状态下的非常态运转，需要统一指挥、统一协调、统一调度，要求令行禁止，言出法随。可以说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依法防控是关键。
无论状态多紧急，无论事态多严重，法治的底线都必须守住，合法的权益都应该被保障，这是依法防控的核心要义。且不说在“一罩难求”的情况下，一块钱的口罩算不算良心价？志愿者也好，物业管理部门也罢，他们又是从哪儿来的执法权呢？
3.租售同权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
这两天，“暗号”、“口令”比较火，别以为这玩意是谍战片的专利，没想到被活学活用了。你别说，个别社区还挺“油菜花”。
图源网络
疫情面前，“租客”成了一个尴尬的身份，北京、杭州、西安、宁波、南京、成都等多个城市，相继出现了以防范疫情为由，对无论是否来自疫区、身体是否健康的租客一律禁入、劝返的事件。
疑问随之而来，当租客依法享有的基本租住权、房屋使用权都被限制，“租售同权”又该从何谈起？
就在去年，“租售同权”作为政府倡导的方向，收获了许多的关注和掌声——
2017年，中央点将12城成为试点，租赁市场大有作为；上海快速响应：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，计划到2020年，基本形成多市场参与、多品种供应、规范化管理的住房租赁市场体系；2019年7月，广州租售同权实施政策落地，被称为破冰之举。
当时，大家对于同权的质疑更多是在孩子入学难操作等层面，哪想到，短短半年后，租售同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被批得灰头土脸。
之前，研究员举了齐金华的例子：因为小区不让租客进入，他只能在一个24小时营业的ATM玻璃房里将就了一夜。
2月10日，杭州市《“冠状病毒肺炎”防控指挥部令第34号》发布，明确不能随意限制小区居民和租客进入小区。然而，当齐金华等众多租户拿着红头文件再次试图进入小区，得到的答案依然是禁入。
齐金华在社交平台发问：不让回小区这事合法吗？是谁的权力剥夺了我的权利？
当天，2.1万人在微博“杭州封小区”等相关话题下讨论着租户有家不能回的困扰，一位回到杭州的抖音主播拍下了从外地回到杭州，被劝返后睡公园、睡烂尾楼的短视频，收获了数十万的点赞和评论。
这是一种权利失落后的情绪共振。
杭州是2017年住建部公布的12大租售同权试点城市之一，客观地讲，也是在培育市场、创造条件方面做得比较积极、务实的城市。
然而，在疫情的试金石下，租售权利之间的不平等凸显，且是在根本的居住权上。经此一“疫”，要重建“租售同权”的理念，路漫漫其修远兮。
哲人云：事物都是螺旋式上升。在低水平、欠考虑被用脚投票的同时，期待更高水平的回归。